儒道平衡體系與釋夢
【摘要】作者論述了構成中國人人格的主要矛盾體系是儒體系和道體系，他們在認知系統形成儒指令和道指令，在防禦機制的層面上表現為儒機制和道機制。中國人的心理治療應著重於調動中國人自我中的中道機制。並提出了依據儒道平衡體系的釋夢方法：把釋夢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應用夢作為一種媒介，引進各種技術，達到不同層次的領悟。
【關鍵詞】儒家 道家 夢 心理治療
The Confucian-Taoist equilibrium system of Chinese and dream interpretatiom
Li Mengchao
No.733 Chuanjing road, Yunnan mental hospital, Kunming 650224
【Abstact】The author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nfucian-Taoist equilibrium system (CTES) is the most primary contradictory system in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The CTES is composed of the Confucian-system and the Taoist-system,they generate the Confucian-dictation and the Taoist-dictation in recognition system. The defense mechanism of Chinese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Confucian or Taoist mechanism.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psychotherapist is to activate the neutralization facility in the Chinese personality.The use of CTES in dream interpretation demand the therapist to see the progress of therapy as three stage,dreams is only a kind of medium for the therapist to apply technique.
【key words】Confucian Taoist dream psychotherapy
1儒道平衡體系
心理治療操作技術的運用與其理論背景是息息相關的。釋夢作為一種特殊的治療技術也不例外。[1]而所有的理論核心都在於對人格的理解，因此考察一種技術的臨床適用性應從其人格理論出發。
應用經典精神分析理論可以把中國人人格的許多現象解釋得很清楚，但這不等於在西方通行的治療方法也可以在中國臨床上暢通無阻。我們承認，人性有共同的地方，這也是經典精神分析理論能夠在學理上為中國治療師接受的前提。但決定事物變化的是其個性，我們也發現了精神分析某些技術是難於在中國臨床上實施的。這迫使我們從人格結構的角度對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論再考察。這樣艱苦卓絕的工作當然不是一、兩年就能有所成果的。下面的只是對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論的思考。
弗洛伊德的人格劃分可以說是有普遍性的，至少對大部分的文明社會是適用的。[2]本我-超我的矛盾結構是人的社會性與生物性這對矛盾的體現。中國人的人格中同樣存在這對衝突。但當進一步考察超我-本我的歷史淵源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方式時，卻發現中國人與西方人的不同。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中國社會逐步形成了一套結構相當精巧的用於緩和文明與本性衝突的機制。中國的文化是多種文化體系交匯融合而成的，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西方那樣的一神教獨佔人的思想很長一段時期的現象出現。這樣，在中國人的人格中超我與本我的衝突不像西方人表現的那樣涇渭分明。中國人的文化超我的內容迥異於西方。西方人的具象化超我是“上帝”，過去以宗教裁決保證其有效性的；近代則以“理性”為超我符號，以“法”的手段保證實施。中國人的超我內容除了理智、神性外，尚有“仁”、“義”這樣的情感內容，其貫徹主要依賴“禮”、“良心”這樣的道德手段、人際輿論來督察，由族長來執行。西方人的理智和情感是分離的，而中國人卻把他們混在一起。西方人對待本我如性的態度在歷史上經歷了截然相反的兩個極端，一端是禁慾主義，一端是性解放。而中國人即便是朱熹的“滅人欲”的時期，也主張有度的發洩慾望，影響中國文化較深的道家、佛家，皆主張對本我慾望的利用，如道家修煉時講究“活子時”、“返精還老”、“採補術”等。佛家所說的“淫性即佛性”等。中國民間對性的態度也開放得多。劉達臨指出：[3]“而只是到了宋代理學盛行以後，中國社會才實行了八百年的性禁錮與性封閉，但也是禁下不禁上，表面上禁而實際上禁不住。總括中國的歷史，中國人所受到儒、佛、道教的熏陶甚深：儒家視性為人類自然的本性與需要之一；佛家認為諸天神佛大部分都是男女同體、集雌雄於一身的；道家更進了一步，視男女交合是採陰補陽、長生不老之道。”在宗教中，西方人的人格中超我和本我的是分離的，互不聯繫的。他們同上帝的聯繫僅僅通過遵循上帝的教誨而在末日審判時獲重生，而中國人的“天”、“理”、“佛”、“仙”、“聖人”都可通過自我修煉而達到與之同一的境界。通過“道”這個超越的概念，中國人的超我-本我衝突的解決方式是：混淆人格各個成分的界限，以絕對服從、自我閹割、追求超越三種具體方式體現[4]。西方人的自我理想，以前追求的是對本我的淨化，達到一個純粹超我的境界，伴隨的是自我的異化，而今追求個性的張揚，又走向了極端的退化，而中國人追求的是“道”，“天人和一”、“內聖外王”的境界，自身需求和環境要求的和諧統一[5]。
我們不難看出中國人的人格中社會性和生物性這兩個最主要矛盾的統一趨勢特性。由於他們兩者混雜的現象，再把他們命名為“超我”和“本我”已不符合弗洛伊德的原意，故分別命名為“儒體系”和“道體系”。儒體系是指中國人人格中順應社會要求，追求高度的社會化，遵守社會準則和規範,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性，注重名譽、好學、追求對現實生活適應的一面，而道體系是指中國人人格中張揚個性、自然無為、反叛傳統價值，講究平均主義，追求對現實生活的超越，追求個人利益的一面。當然，儒道平衡體系中的“儒”、“道”不等於學術界所說的儒家學說和道家學說。只是從他們形成的歷史淵源出發作此命名，因為他們分別是由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濡化而成的。儒體系和道體繫在中國人的人格中是相互矛盾，互相聯繫的。他們的矛盾鬥爭運動推動人格逐步走向成熟，使人同時達到社會成就和自我獨立性的保存。但儒體系和道體系並不是等量齊觀、均衡發展的。中國人從小到中年的末期，一直都是儒體系逐漸發展，而道體系逐步受壓制。到了老年道體系又逐漸佔主導地位。直到最後達到儒道平衡的境界。當然，儒道平衡的狀態在中國人的一生是極罕見的，也不可能長期存在。人格總是在“道－儒一道－儒道平衡”的矛盾運動中循環發展。這符合辯證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觀。
儒體系和道體繫在認知系統中形成一些指導人行為的指令，稱為“儒指令”和“道指令”，兩者分別由儒家與道家的思想濡化而成。這些指令有時候是一些短期的觀念，有時候是一種信念。它們大多屬於前意識或意識層面，在口頭語中有所表現，如儒指令——“好好學”，“別丟臉”，“面子”；道指令——“想開點”，“算了吧”，“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由文化指令決定的防禦機制層面上，就有儒機制和道機制的運作。儒機制中包括了一些常為社會接受、讚揚的防禦機制，如昇華、利他、壓抑、理智化等，而道機制多被判定為精神病性或神經症性的，如退行、合理化、被動攻擊、分離(splitting)、游離(dissociation)、取消(undoing)等。儒機制和道機制的劃分主要是依據機制應用時滿足對象的不同，因此精神分析中許多機制的是無法以儒、道歸類的，如合理化、歪曲、投射等。儒體系與儒機制，道體系與道機制之間不總是一一對應的關係。相反，卻常常呈現交錯的結構。就目前的經驗看來，至少可暫時提出這樣的假說：在應用時，道體系和儒體系總是一個處於意識層面，另一個必然處於前意識層面。相應地儒機制和道機制總是一個激活狀態，一個處於備用狀態。
健康中國人的自我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能根據現實環境，調用儒體系和道體系的內在指令，並使人形成補償性的防禦模式，從而讓中國人能夠在各種慾望和要求之間“允持其中”，防止生活中出現過多的衝突，保持人格的完整性，我們把它稱為“中道機制”。它能根據現實情況，調節儒體系和道體系，調用儒機制和道機制，使人形成補償性的防禦模式，保持一種平衡的傾向，不至於發生嚴重的心理障礙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中道機製造就了中國人靈活，對環境適應性高的特點的同時，也塑造了中國人人格中保守、卑怯的一面。中道機制並沒有相應的指令，因為當一個人在使用諸如“中庸”這類的指令時，實際上是根據環境的要求應用儒機制或道機制。
中國人之所以出現心理的失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存在儒－道體系的失衡,特別是中道機制的失效。不僅是個體內部的儒－道體系失衡，也指個體與社會期望失衡。同前所述，中國人的大半生中，社會都鼓勵人們使用到儒機制，相應地中國人在發展的大部分時間裡，人格中儒體系都占主導地位，認知系統中存在過多的儒家式的信念和價值判斷標準，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便為好面子，好學上進，對權威的奴性認同，對性的避諱，對他人生活的干涉，理想主義，重視社會評價，人際交往中自我界限不明等。與此同時，如果一個中國人使用儒機制來適應社會的話，即便他內心很痛苦，周圍的人也不會把他認定為重型精神病的，而他的道機制相對受抑制，只有在應激時才提到意識層面運用。適當的儒道體系失衡是個人成就和保證健康身份的前提，但過度之後便容易形成一定的心理調節平衡能力喪失，可能被判定為“心理障礙”。如果上面所講的那個人應用較多的道機制的話，他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可能性就很大。
使用儒機制過度，雖被社會認可但內心痛苦的人會來作心理治療。對治療師而言，要疏導過多的儒體系的心理能量，最簡單的招數就是使它向道體系流動；要拮抗過強的儒機制的作用，最經濟的方法就是調動道機制。因此，包含較多道機製成分的治療技術在中國是很受歡迎的，如森田療法，道家認知療法等。
但道機制應用過度，又會削弱個體文化屏障的保護功能，我們不難看出，心理治療的文化背景實際上是與主流文化相悖的，是一種反文化。咨客在這種治療中，無疑會獲得心靈的平靜和愉悅，但他們將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面對治療室外不與他們的變化同步的環境？小的環境如家庭尚可通過治療師的干預調整，而大的環境就只有要求咨客進一步的變化來適應。
另一方面，目前精神病院裡的許多干預手段實在是調用咨客的儒機制，這等於在使他們恢復健康的同時，讓他們重新去承受個性壓抑的內心痛苦，這就無怪許多咨客拒絕參與精神科的康復活動或心理干預了。
也許中國人需要的是一種能讓他們在社會與個人之間保持一定平衡的治療方法。儒道平衡的治療即是在做這樣一種嘗試，它更注重人在生活情景中的定位和個人內心體驗之間的平衡狀態。許